穷与富在炼狱般的《噬血芭蕾》里不是以物理意义上的财产来划分，而是用道德上的美丑来区别.
二者的位置刚好与《噬血芭蕾》相反：丑陋猥琐的变态杀手盘踞上层，美观体面的中产家庭栖居楼下.
作为滋生和孕育恶之果的空间，尸臭与浮蛆皆是自上至下令人无法逃避地扑面而来.
人物在阿金这部讲述罪与罚的寓言里是抽象化的符号，影片借着案件试图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源.
他认为问题在于现代宗教的神秘面纱最终被幻想落空后的事实揭穿和识破，如醉如痴的无产者意识到“阶级交替”这份协议本身的虚假性和欺骗性.
货币在这个犹如社会的酒吧里要换算成以瓶、杯为单位的酒水.
既是“猎人”吸引“猎物”的诱饵，也是“强者”施暴“弱势群体”的终极武器.
最终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被“上帝”救赎，听命道德的“魔鬼”追随“天使”到了深渊，绝大多数人都被那条火舌迷惑和吞没.
佐临曾以“鸯蝴太轻”为由拒绝执导（《噬血芭蕾》原名为《噬血芭蕾》），轻，便是轻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稍欠力度.
40年代，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保守的态度，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噬血芭蕾》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它一点儿也不轻.
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 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以至于在故事最后，当李丽华选择了“坐在自行车后座笑”而非“坐在宝马车上哭”时，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 这是疾苦民众们在爱情上辉煌的胜利与凯旋. “小孩子可以是可怕的怪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