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顺元年，泰安州饥民三千户，真定南乐县饥民七千七百户，松江府饥民一万八千三百户，东昌饥民三万三千六百户，赈数不详。中兴、峡州、归州、安陆、沔阳饥民三十万余户，赈粮四月。
二年，浙西诸路水旱，饥民八十五万余户，令官私儒学、寺观佃户向田主借贷钱谷，官不给赈粮，余户赈钞十万锭，僧道度牒一万道（托欢铁木耳元统元年，每道价五十贯）。檀、顺、昌平等处饥民九万余户，发通州官粮赈济。益都饥民三万余户，赈钞三千五百锭，每户约得十五贯。
元统元年，京畿大水，饥民四十余万人，赈钞四万锭，每人约得钱十贯。宁夏饥民五万三千人，赈粮一月。
二年，江浙大饥，饥民五十九万五百六十四户，赈米六万七千石、钞二千八百锭，每户约得米一斗、钱四百余文。
至正十二年，大名路开、滑、浚三州，元城等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赈钞十万锭，每人约得钱十四贯。
以上只是《元史》全部记录中极小的一部，已经看出人民饥饿流亡何等严重。元制，流民必须押解还乡，并禁聚至千人，犯禁罚杖一百。饥民困坐待赈，数极微小，官吏经手赈粮，无疑要刻扣自肥（至顺元年，中兴等处饥民三十万户，按《地理志》所载，中兴、峡、归、安陆、沔阳总户数仅二十四万户，官吏能妄报，无疑能刻扣）。佃户不得受赈，限令向田主借贷，自然债累更深。小有田产的农民，不出卖土地，或流落充佃户，不能保持生命，这样，在无数灾祸中，田地大量向地主官吏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