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们已具有一切为认识本题所必需的方法：因为托尔斯泰底虔诫的信徒，保尔·皮吕各夫（Paul Birukoff）把所有的材料都搜集在《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中。
东方永远吸引着他。极年青的时候，在嘉尚当大学生，他便选了东方语言科中的亚剌伯·土耳其语言组。在高加索从军的几年中，他和回教文化有过长久的接触，使他获有深刻的印象。一八七〇年后，在他所编的《初级学校读本》中，发见不少亚剌伯与印度底童话。他患着宗教苦闷时，圣经已不能满足他；他开始参考东方底宗教。他对于此方面的书籍浏览极多。不久，他即有把他的读物介绍给欧洲底思念，《圣贤思想》集便是这个思想底结晶，其中包括着圣经，佛，老子，克利歇那（Krishna）底言论。他早就相信人类一切的宗教都建筑于同一个单位之上。
但他所寻求的，尤其是和亚洲人士底直接的关系。在他一生最后十年中，伊阿斯拿耶与东方各国间底通信是非常密切的。
在亚洲各国中，他感到在思想上与他最接近的是中国。但中国思想却最少表白出来。一八八四年时，他已研究孔子与老子；后者尤为他在古代圣贤中所最爱戴。但托尔斯泰一直要等一九〇五年方能和老子底国人交换第一次通讯，而且似乎他的中国通信者只有两人。当然他们都是出众的人物。一个是学者Tsien Huang-t’ung，（译者按：此人不知何指；）一个是大文豪辜鸿铭，他的名字在欧洲是很熟知的，北京大学教授，革命后亡命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