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载，汲冢出土的古籍，大部分又重新散失。而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大部分得到了整理与保存，特别是大批兵书的出土，其意义当更为独特和重大。自宋之后的1000多年来，学术界许多大师、巨擘都曾把《六韬》《孙子兵法》《尉缭子》《管子》《晏子》等古籍，统统说成是后人假托的伪书，压根儿不能当作真正的学术著作来研究。
银雀山汉墓发现的大批竹简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这批古籍至少在西汉早期就已存在并开始广泛流行的事实。尤其是失传长达1700多年之久的《孙膑兵法》的面世，使学术界聚讼千余年的孙武、孙膑是否各有其人或各有兵法传世的历史悬案豁然冰释。
《孙子兵法》书写与墓主年代
墓葬的年代已经确定，所葬竹简产生的年代，下限究属汉初哪一阶段，学术界尚有争论。吴九龙、毕宝启执笔的《银雀山汉墓发掘简报》（简称《简报》）称：“根据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据此推断其产生年代，下限最晚亦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七年（公元前134年）。”
但有学者认为这样论述不够确切，其时间跨度太大。在这批汉简中，有105枚、计1000余字的《孙子兵法》残简。通过对这些残简的研究，可以深入思考许多问题。将竹简《九地篇》残文与传本相校，可发现汉简本作“卫然者，恒山（下缺）”，传本此句作“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前者不避汉文帝刘恒名讳，则可知其产生年代，非但不在武帝元光年间，而且跨越了汉景帝在位期间的16年（公元前156年—前141年），上溯到文帝刘恒即位（公元前179年）之前，即西汉王朝开国或吕氏专权时期，这就比《简报》的推断提前了许多年，而这个推断似乎更接近事实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