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员会上，章亚邵汇报了与苏联谈判失败的经过，分析了原因；伍英奇则报告军事势态：苏联军队已到达迪化以西，而马仲英决定继续围攻迪化，但主力西进，在昌吉一线抗击苏联军队。
接下来的讨论变成纷乱而痛苦的辩论，理论、引语、条文、原则，在这里组不成一个顺理成章的推论。章亚邵心里赞同多数人的意见：不管出现什么样的误会，受了多么大的委屈，绝对不能与苏联打仗，共产党怎么能打共产党？如果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那是局部性质的问题。原则不可动摇只有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才能实现世界革命。
苏联人犯了错误，我们就不能抵制他们？有几个人意见正相反，伍英奇显然是这一派的，虽然他用词比较婉转。他的军人气质使他无法接受过于执着于理论的考虑。既然苏联并不把我们看作革命力量，全按所谓“国家利益”办事，他们背叛的不仅是中国革命，而且是世界革命。
连张培元都能在绝对绝望局势下奋起抗争，兵败后自杀殉国，我们热血革命青年，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地方军阀？
不，不，不能这样用意气，用封建时代的概念考虑问题，他想说。但他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才能说服自己。他意识到他心底里隐藏着的最深的恐惧，那是他十年前参加革命后，一直害怕的东西：万一失去是非的仲裁，不得不自行解释行为的合理性，他将怎么办？他敢于在没有上级、远离领导的情况下为事业斗争，但不知道怎样在无法自圆其说时采取行动。主义应当是有包容性，能回答一切问题，解决一切疑惑。一旦允许自己不必说清，按本能感觉行动，辉煌华美的大厦就会像沙塔一般崩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