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两年后，在由冯雪峰拟稿经鲁迅修改补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那篇文章中却骂了穆木天，而且用的词很离谱。当然，这是和当时两方争论的气氛分不开的，和鲁迅先生的性格、健康状况也有关系。此外，是否和冯雪峰1934年不在上海，并没有看到穆木天的那段文艺观点和中央社的造谣有关呢？[3]鲁迅和冯雪峰当时绝没想到文章中的那几句话，日后会对所涉及的人带来怎样的灾难，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至于三十年后，会用这篇文章中的话，成立一个顶级的“四条汉子”专案组，更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文革”期间，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一办成立了“四条汉子”专案组，其中还设了一个穆木天专案。为了证明“四条汉子”“招降纳叛”的罪行，穆木天是非打成“叛徒”不可的。为此，穆木天的妻子女作家彭慧也搭上了一条性命。
“四条汉子”专案组成员，为了达到他们的卑劣目的，逼迫彭慧写材料证明穆木天那篇有关文艺观点的“意见”是周扬授意写的，还诱供说：“只要你证明是周扬授意的，穆木天的罪状就可以减轻。”我的母亲彭慧不为所动，坚决拒绝写那种不符合事实的“证明材料”，于是就被隔离在北师大校园一角的一间小土房里，经常被拉出去揪斗。1968年8月的一天，彭慧在被七斗八斗之后倒在了北师大的操场上……三年后，穆木天放出牛棚不久，因病也倒在了房中的水泥地上，几天后方被发现……鲁迅先生如果得知，他的那篇文章竟被利用来做这种假借革命名义以营私利，残害人民的勾当，定会骂人的！绝对要骂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