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生翁
沈先生曾经跟记者讲过一桩事情。抗战胜利第二年，他从湛江孑然一身逃难回到绍兴，特意带了两幅作品去看望我爷爷，这两幅作品是早年我爷爷送给他父亲华山先生的。颠沛流离中，凡百身外之物都散失，一家七口也独余其一人， 这两幅字画能留下实在要算大头天话。展开来看， 我爷爷却说勿好勿好———我给你换。沈先生内心万般不舍，于他，这两幅字画已不单是字画，而是劫后余生的一点念想。但作为小辈又勿好拂老人的意， 最终自然只能放落字画，怏怏而归。等到下次再去，我爷爷果真给了他两幅新作：一张画的梅，另一张写的是陶渊明那首“种豆南山下”。
那收回的旧的两幅呢？ 烧了。
烧了？ 烧了。
祖父大半辈子累于家室，我后来读到他寄至上海的信，仿佛秦桧召岳飞的十二道金牌，每一封都在催逼：三哥吉期临近聘礼待办，弟妹学费要缴，小妹牙痛得看，七弟学校要做大衣要买英文书，各式人情世故皆大于债，而物价总在涨，已接力的二哥六弟预支了薪水，却总还是不够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