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五日《台湾日日新报》连登《游清纪语》，载伊藤博文、康有为谒谈情况，已辑附在拙撰《伊藤来华和戊戌政变》之后。
其四，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台湾日日新报》第五版有梁启超《致山本梅崖书》，已辑入《梁启超佚札辑存》内。
其五，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台湾日日新报》第三版“志士诗稿”，有康有为“何气葱葱郁郁哉”诗、梁启超《去国行》。又杨深秀《狱中诗》三首，误作谭嗣同诗。
其六，明治三十一年，当戊戌年，报中留存变法资料颇多，尤以政变后资料为可贵。如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四日《辨驳谤书》，先载“据传清国康有为寄书上海新闻报馆诽谤清宫内事”，继登梁鼎芬《辨驳书》。查梁书虽见刊录，而“据传”之康氏“寄书”，则未见露布[2]。同年十二月八日有《清国六士传》，录《谭嗣同传》[3]。明治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连载《康工部求救文》，末录光绪“密诏”；另于外务省档案中取得康氏《奉诏求救文》，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抄呈外务省者，与此正可勘复，当另文考核。同年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载梁启超在日本演说，此等资料，均与研究戊戌政变与康梁思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