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雅罗斯拉维茨撤退时，他可以走一条通往给养丰富地区的道路，也可以走一条与之平行的道路，也就是后来库图佐夫追击他时走的那条路，因而没有必要走那条被破坏了的道路，可是这种撤退却被说成是根据各种深谋远虑的想法进行的。从斯摩棱斯克到奥尔沙的撤退也被同样描写成深谋远虑的结果。然后又描述他在克拉斯诺耶的英勇行为，似乎他准备在那里打仗并要亲自指挥，他拿着一根桦树棍走来走去说：“我已经当够了皇帝，现在是当将军的时候了。”尽管如此，他说完这话又立刻继续逃跑，撇下后面分散的部队，让他们听凭命运的摆布。
接着又给我们描述了元帅们，尤其是内伊的精神的伟大，这种伟大之处在于他在没带军旗、炮兵和十分之九的部队的情况下，就在夜间穿过树林，渡过第聂伯河到达了奥尔沙。
最后，伟大的皇帝最后脱离英勇的部队这一行为 [1] 也被我们的历史学家们看作是伟大和天才的表现。这种最终逃跑的行为，在人类的语言中被称为无耻至极，每一个孩子都能从中知道什么是羞耻，甚至就连这种行为在历史学家们的语言里也获得了合理的解释。
当历史论断这种如此富有弹性的丝线已经无法拉得更长时，当行为已经明显违背了全人类称之为善、甚至正义的东西时，历史学家们就提出伟大这一解救性的概念。伟大似乎可以超越好与坏的尺度。对于伟人而言，他们没有不良行为。谁要是伟大，谁就没有那种可以让人用来责怪他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