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国比起来，毕杏波手里的“毛嗑秆”像一截黑黢黢的烧火棍。
一路上，李国大声小气地和同学打招呼，大家传看着他的红缨枪，都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李国的大白脸也因此红润起来，他不时地回头冲落在后面的毕杏波做鬼脸。
毕杏波没心思搭理李国。她知道，学校今天要红缨枪明天还会要别的东西，特别是天气渐渐转暖，学校会让学生带“三带”，水杯、毛巾、抹布。老师检查“三带”时走到毕杏波跟前就用鼻子“哼”一声。而班长检查时会让她把放在书桌堂下的饭碗、一小块白布和一小块黑布拿到课桌上头来。听到同学们哄堂的笑声，似乎才是班长的最终目的。
有一次，袁涛一把扯过班长的衣服领子说：“我揍你！”班长的脸都吓白了。
“不敢，不敢了……”那以后，毕杏波的“三带”直接放到桌上，再也没人敢笑了。有一天晚上放学，毕杏波磨磨蹭蹭地走到学校门口，她装作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终于看到袁涛满头大汗地从教室里跑出来，她迎上前去送给袁涛两个带花瓣的“玻璃溜溜”（玻璃球）。袁涛是住在毕杏波家大门洞口袁爷爷、袁奶奶的孙子。“袁涛咋没有爸妈？”毕杏波问过母亲。母亲不但没回答她，还告诉她小孩子别老打听事儿。有时候，毕杏波背着小妹毕杏珍到袁爷爷家玩，她和袁涛互相撩一眼谁也不说话。袁爷爷就笑呵呵地看看孙子，又瞅瞅毕杏波，“你俩不是同学吗？咋不说话？”袁爷爷把“学”念成“xiao”。听到爷爷问，袁涛用眼睛扫一下毕杏波就低头往嘴里扒饭，小半碗高粱米饭把腮帮子撑得鼓起来，像含了两块糖球。毕杏波脸通红地背起妹妹跑出了袁爷爷家。“这么小就知道害臊。”跑到门口的毕杏波听见了袁奶奶说的话。还有让毕杏波更怕的是交学费，一元五毛钱成了她最大的心病。老师每天都要点没交学费学生的姓名，开始还有几个人陪着她，可最后总是剩下她一个人。毕杏波每次往学校走，脚上像坠了一块大石头，她甚至还多次想过逃跑。上学，对毕杏波来说简直是折磨。